亲历者：张楚
身 份：音乐人
事 件：从西安收拾梦想流浪北京，一首《姐姐》为他奠定了歌坛地位，“魔岩三杰”燃起的中国摇滚新音乐的火种也呈现燎原之势……
张楚：我不知道，可能有一个对我来说生命中……不知道……我觉得我犯特别大错误，就是离开西安这四年时间完全脱离生活的轨迹。
就是特别孤独，特别孤独，就像孤独的过了，然后一个思维就再也回不来了。
就像特别喜欢一个人，因为太长时间没有见到那人了，把这人已经忘了，这就是我在西安待的四年时间一个特别的遗憾。
排练要把音从一个想法变成可以听的实际音乐，并且是一个能打动自己的东西，这个过程实际上挺花心思的。但做好了会挺高兴的，做不好这个过程就特别麻烦，特别累。
做完了以后，如果就觉得这个是我想表达的东西，会觉得挺满意的，能给自己一个满分的样子；如果不行的话就会感觉自己停滞不前，甚至是一种退步的感觉，我会觉得心里特别失落。
字幕：1994年12月17日
香港红磡体育馆“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
张楚：这跟城市没关系，跟命运有关系，跟性格命运有关系，就是依照自己的性格处理一个事情，他就突然被时间打败了，再有意思再完美一个事情突然就没有了。
1994年12月17日，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的这场“中国摇滚乐势力”的演唱会，成为了中国摇滚乐黄金时代的旗帜。在这场由台湾滚石旗下的魔岩唱片主办的盛况空前的演唱会后，窦唯、何勇与张楚被人们冠以“魔岩三杰”的称号。然而，正当“魔岩三杰”燃起的中国摇滚新音乐的火种呈烽火燎原之势，“魔岩三杰”却与魔岩公司先后分道扬镳。曾以《中国火》树起中国摇滚大旗的魔岩唱片也从此销声匿迹。
导视：
张楚：“没有再上大学，后来来北京找我中学的同学，他在北京上大学，然后也想找一分跟音乐有关系的工作。”
解说：叛逆少年痴迷文学，收拾梦想流浪北方。请继续关注《亲历》，张楚讲述摇滚、真实与爱……
张楚，1968年生于西安。从小他与姐姐在湖南的爷爷奶奶家长大，直到七岁那年，他们被父母接回了西安。军人出身的父亲对于张楚的教育方式十分严格，这使得自小在爷爷奶奶的溺爱下长大的张楚非常不能接受，10岁那年，他第一次离家出走。
张楚：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跟父母住在一起，而是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我老家的环境是非常田园的，从小就是自然的熏陶更浓一些，而不是城市那种生活的和知识更多一些，这就造成我后来对生活的不习惯，而且是无法表达的一种不习惯。就是比如说我很思念我的爷爷奶奶，然而离开我父母家对我来说也是一件挺痛苦的事情，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我却不了解他们的这种生活，爷爷奶奶毕竟不是我的父母。对我来说是一个不知道怎么表达，又不是很让我舒服的生活。
虽然这一次的离家出走最终还是以失败为告终，但父母的严格管束使得少年时期的张楚感受更多的是不快乐。那时的他只有在大量书籍的阅读中，才能找寻到解脱和自由。
张楚：喜欢文学，比如最早的时候读泰戈尔的诗，觉得那个是跟课本里头写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特别轻盈，特别像童话里寓言，是那么动人的一种感觉。而老师讲的相互矛盾最后又辩证的那些东西，就觉得他很复杂。
除了看书，张楚不知不觉地开始迷上了另一件事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从信息闭塞到各方面逐步的改革开放。张楚也渐渐的开始听到了一些港台和国外的流行音乐。
张楚：小时候听我姐姐她们放邓丽君的音乐，我觉得也不是很喜欢，后来听国外有迈克•杰克逊的音乐，电视来放MTV，觉得非常喜欢那样的音乐。但是激发我去创作音乐是最早中国的原创音乐，包括一开始的李宗盛，后来进入国内有谢成强他们写的信天游，我觉得他们写的旋律非常美，只有中国才有那种音乐。
1985年，17岁的张楚考入了陕西理工大学。那时他已经拥有了一把自己的吉他，他开始尝试做自己的原创音乐。
张楚：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弹吉他，然后自己写歌词觉得挺有意思的，再试着放一些和声，试着把一首歌写完。然后写一个A段写一个附歌，再写一个B段，两个这么写起来再一重复，就挺像是一首歌，觉得挺有意思。
我们学校里面只有我这么一个小孩（自己写音乐玩），我唱给在我们周围学校上学的同学听，他就觉得你写歌，你挺奇怪的，一开始都很不理解。但那些歌可能写得还挺好听的，所以后来就有一个好朋友邀请我到他们班给他班同学唱。
1986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的一场名为“世界和平年”的演唱会上，一个名叫崔健的人以一首《一无所有》打破了中国摇滚乐零的纪录。
虽然自己创作的歌得到了同学们一致的认可和欢迎，但此时的张楚却没有太多的志同道合者，他感到自己强烈地渴望着寻找一些什么。1987年，大学还没有读完，张楚退学了。
张楚：“没有再上大学，后来来北京找我中学的同学，他在北京上大学，然后也想找一分跟音乐有关系的工作。”
我父母刚开始不知道，我来了北京以后才跟他们联系，我说我去北京，在北京有个朋友在，有个朋友在帮我忙，因为太远他们没办法，他也不知道怎么管我。
导视：
张楚：“有一点我自己觉得真挺幸运的，没有人在二十岁，在中国做过一个自己的唱片，还是自己写的，有时候还挺高兴的。”
解说：混迹北京痴迷文学，原创音乐迎来崭新机遇。请继续关注《亲历》，张楚讲摇滚、真实与爱……
1987年，在念了两年大学之后，十九岁的张楚退了学。为了找寻自己的音乐梦想，他瞒着父母，只身北上。
初次来到北京的张楚很快就找到了昔日的中学同学，并住在他们大学的宿舍里。跟朋友们一块吃食堂、聊文学、看电影的日子的愉快的时光，使张楚开始感受到巨大的自由和快乐。
张楚：中学同学有一个叫伊沙，他写诗，写得很好，那时候在北师大的时候他也是写诗歌，那种通常诗歌，经常在一起聊很感兴趣的东西，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一块出去，总是很多笑话，讲一些生活里面发生的笑话吧，特别有意思，然后去看电影，回来之后大家就为电影的事情争得一塌糊涂，就是你认为是那样的而我认为是那样的。
1980年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那时的年轻人都对文学有着极度的热情，在此期间，张楚也阅读了大量的西方现当代文学著作。
张楚：读很多各种各样的书，什么萨特的、还有那个《二十二条军规》，就是这种所有嘲笑批判这个世界的书，看了很多。我觉得我自己以前的音乐理念是愤怒的那种，甚至有一些是存在主义的，有一些很冷的、黑色的东西，作品里也有很感伤的，也有现实主义很真实的，都是从自己读到的那些书里面涉猎来的。
各种文学流派和西方文学大师们的写作方式也影响了张楚的音乐创作，在北京的八个月里，他创作出了十几首歌，很快他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机遇。
张楚：我非常感谢北京的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他在当时是歌曲编辑部的编辑，我的一个同学让我去编辑部给他唱歌。他说这个人写的歌很好听，歌词写很好，然后介绍给他认识的很多人，后来又介绍给中国录音录像唱片公司的编辑，正好那个人正想做一个唱片。
1980年代，中国的音像出版业从开创期转向发展期，音像制作的科技含量也越来越高，开始出现盒式录音带，也就是磁带。1988年，张楚录制了早期作品《西出阳关》，《bpmf》等歌。
张楚：唱片制作完了以后没有出版。本来联系了山东潍坊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一开始那个出版社答应做出版，后来他们又变卦了，好像觉得这个音乐太前卫不适合当时音乐欣赏水平。他们印刷了这个磁带，就是很多人听到这个，这个磁带很多人听到。
中国最早这些做原创音乐的人，还有谷建芬什么……当时就是感觉好像就被做音乐很多比我年纪大的人认可了吧。
得到音乐界前辈们的认可和赞赏是张楚没有预料到的，他把自己的磁带寄给了在西安的父母。
张楚：就是现在来说，简直就是挺奇怪的，然后我自己觉得真挺幸运，没有人在二十岁，在中国做过一个自己的唱片，还是自己写的，有时候还挺高兴的。
1989年的夏天酷热难当，对于张楚来说，这个夏天也格外寂静，他的那些校园诗人朋友们大多毕业分配回到各自的省份，能在北京找到工作留下的人寥寥无几。失去了大本营的张楚，像过河的小卒一样在城市的棋盘上前进。然而对于音乐的信念使张楚决定继续在北京这个偌大的城市生存下去。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开始在电视剧组找到一些临时的工作。
张楚：我也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一个电视导演。因为去外地他就可以带我去玩，然后在剧组随便找一个工作，可以做道具，可以做剧务。有一次剧务主任是张纪中，他比我朋友还要大，所以他拉着我叫所有小孩必须叫他大叔，挺有意思的。那个时候真的很早了，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好像去湖北拍一个什么片子，湖北那个天气，特别特别的冷，然后我们就去喝茶，茶馆暖和一些，喝完茶，他就说你唱一首歌吧，就指那个茶几上面，让我站在那上面给他唱歌。我说好吧，我就给你唱吧，就站茶几上面唱，特别好玩。那时候没什么拘束挺开朗的吧，特别喜欢。
导视：
张楚：“就是大家都在正常的上班，干什么的，那时候哪有什么可以这样的去表达自己，我觉得简直不可能。”
解说：《中国火》燃烧摇滚乐坛，《姐姐》初定歌坛地位。请继续关注《亲历》，张楚讲述摇滚、真实与爱……
1990年代初，张楚开始和几个朋友一起组成了一个乐队，在当时北京还为数不多的几个酒吧演出。
张楚：一开始想要不要到酒吧唱歌之类的了，那时候酒吧很少，中关村也只有两个酒吧。
随着中国大陆的原创音乐的萌芽，1990年代，台湾滚石音乐公司开始进入大陆寻找华语新音乐的可能性，并成立了一个新的厂牌——魔岩唱片。1991年，正在酒吧演出的张楚和当时的乐队被魔岩唱片看中并受邀参加录制《中国火》合辑。
张楚：《中国火》，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叫中国还火，这三个字联系在一起，我没有办法理解台湾人的思维观念，但是后来习惯了，但“中国火”到底是做名词还是做动词那个时候不了解。
那时候，我和朋友已经有一个叫“毒刺”的乐队，我们一起在俱乐部、酒吧演出了一年多时间，后来他们想听歌，有人拿很小walkman录现场录音给他们听，他们觉得这歌还不错，然后他们去选十个乐队作品来完成这个东西。
《姐姐》
当时的张楚还不太明白，这次与魔岩唱片的签约将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但魔岩唱片的音乐制作理念却让他对于中国新音乐的发展道路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期望。
张楚：因为我自己选了选，比如中国九十年代做原创音乐和流行音乐，像大地，像很多这种中国原创音乐的东西，如果说他在文化上有什么过失的话，我觉得台湾人很注重理念，中国内地人可能不太注重理念。
魔岩唱片的制作团队汇集了当时活跃在中国摇滚圈内各路精英，从选歌、企划到制作都堪称一流，他们挑选的歌曲也都是港台和内地摇滚乐的优秀作品。
1991年，当这首《姐姐》通过《中国火》在中国大地迅速流行，张楚这个名字也立刻被人们记住。而魔岩唱片也随着《中国火》系列在大陆音乐市场一炮打响。1993年，张楚出版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一颗不肯媚俗的心》。张楚也正式成为了一名专业签约歌手。
张楚：我觉得当时跟一些做音乐的人生活，跟当时其他生活挺不一样。怎么说呢，就是大家都在正常的上班，哪有什么可以去这样来表达自己的，我觉得简直不可能，感觉很新鲜。
1994年，张楚的第二张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与窦唯的《黑梦》、何勇的《垃圾场》一同发行。同年12月17日，他们与唐朝乐队参加了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的“中国摇滚乐势力”的演唱会。在这场三个半小时的演唱会中，观众们陷入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疯狂境地。
《厕所和床》
张楚：是，就是感觉好像那样演也没有什么问题，也有一种魅力能体现出来，因为从艺术的形式上来说话，他也是一种吧。
很振奋的，振奋还是小的时候多一些，小时候那场演出其实都挺振奋的，就是我们三个，我红堪演出完了以后在国内还有一些演出，好像在重庆还是成都，都有过一些演出，确实还是挺振奋的。
《厕所和床》保佑
张楚：音乐的理念，我很喜欢简洁一些的东西，喜欢布鲁斯，还有音乐的构成比较直白的东西。
不会太站到雅致这个角度来对一个美感做一种理性的延伸，有时候只是做一种社会的延伸。
《蚂蚁蚂蚁》
张楚的理想不被再埋在土里，1994年的香港红磡体育馆演唱会成为了中国摇滚的最辉煌的实地见证。
张楚：那个年代资讯没有这么发达，人们对一个东西还是循序渐进的接受的一个社会，不像这样一下子特别多元。在北京比如说作音乐的人，和北京整体生活其实差距也很大，只是局限一小部分范围，那些人们这样生活，整个社会那样，社会的内容差距非常的大，就把这样差距特别大的东西拿出来，给全中国来听。确实，如果我是一个听众，我也能感觉到完全跟我生活不一样的东西。如果我敏感并且排斥的话我会觉得这种东西太怪异或者太另类，如果我是一个生活更开放、更敏感的人，会觉得这个东西太不一样，特别跟正常的生活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一下被很多人接受可能也是有他特别神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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